李小云，1961年生，陕西定边人，社会学家、发展学家、扶贫专家。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名誉院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扶贫中心高级顾问、中国国际发展研究网络主席、南方国家智库网络主席。

1987年博士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是中国培养的首位作物栽培学博士，之后就职于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参与国家农业农村改革研究工作。90年代初赴德国、荷兰学习农村发展、农村社会学，回国后在发展研究领域进行开拓性工作，被誉为“中国发展学之父”。

9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扶贫政策研究和扶贫实践探索，提出并积极倡导实践参与式扶贫，受国务院扶贫办委托开展了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农村扶贫开发战略的政策研究，其研究成果《村级扶贫开发的框架与方法》被政府采纳。新世纪以来，在贫困治理等方面发表了诸多重要著述并积极开展驻村扶贫实践，产生了较大的政策和社会影响。2004年获得首届中国消除贫困奖（研究奖）、2011年获得国务院扶贫办首届友成扶贫科研成果奖以及全国扶贫开发先进个人、2017年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奖（创新奖）。

2019年2月11日，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联播·新春走基层”播出了一则扶贫报道，新闻的标题是《河边村的春天》，时长近4分半钟，仍然沉浸在过年幸福祥和气氛中的观众看到了一个村庄摆脱贫困的喜悦和成长。而在两天前的正月初五，云南勐腊河边村的脱贫故事，就已经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新闻直播间”。

河边村，一个地处云南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中的瑶族村寨，四年前还是一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仅4000元左右，而人均年支出超过5000元，几乎家家负债，看不到任何改变的希望。四年后，河边村变成了一个村里人不想出去、城里人想来看看，把诗和远方过成自己生活的新村寨。看过节目的人，都因为过上了幸福生活的美丽的河边村，认识了一个名叫李小云的教授。正是这位扶贫与发展问题专家，带领他的团队扎根贫困山寨，为河边村施了“魔法”。

 

昔日河边村与今日河边村

2015年，李小云第一次来到河边村。当时，这是一个被现代遗忘了的村落，村民们从事着最初级的农业生产，依靠种植玉米、甘蔗等生活。甚至没有多少人外出务工，因为他们大多没受过教育，甚至有些人连普通话都不会说。这是一次意外的相遇，而河边村正是李小云要找的地方。尽管从20世纪90年代起，他就一直从事扶贫工作，但社会调研、政策研究和项目规划做得更多一点，在国家脱贫攻坚战略背景下，他始终想做一个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的实验，看看能不能沉下来，让一个结构性深度贫困的村庄真正脱贫。这注定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任务。

从此，在这个云南大山深处的村落里，李小云带着助手和学生，一住就是五年。抱着村民不脱贫就不出村的决心，他利用自己的学术积累与科研经验，在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调动社会公益力量和当地村民一起探索实践，为河边村开出了一条发展致富的新路。

河边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化不仅仅体现在村庄的道路、房屋等基础设施上，还体现在收入水平和生活状态上，村民的精神面貌也因为扶贫实验而有了深刻的改变。河边村成了游客不断的瑶家特色新农村，不仅成功脱贫，更成为中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示范村，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有人说李小云教授把论文写在了大地上，也有人说他是扶贫路上的先行者，但他却认为，自己是一个把发展理念写在田野里的实践者，一个和贫困群体共同寻路的人。

一个农学学生的转向

1977年，“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15岁的李小云刚好高中毕业，在他的祖籍宁夏吴忠市参加了高考。那一年，全县最好的中学仅有三个学生考上大学，李小云就是其中之一，他开始设想自己的未来。

李小云喜欢化学，也喜欢美术和音乐，他希望大学能够学习化学专业，或者进入一所艺术学院。作为城市长大的孩子，他更倾向于把科研或者艺术作为自己未来的事业。但因为一些意外情况，直到大学开学之前，他才被宁夏农学院补录，专业是农学，这和他最初的志愿大相径庭。

在学习农学之前，李小云从来都不知道，作物的花瓣有那么多种类：奇瓣的、偶瓣的、异瓣的，还有龙骨瓣的；不知道显微镜下的细菌、真菌、病毒，它们各自都有一个具体而真实的世界；也不知道脚下的土壤也有毛细血管，有一套自己的营养和水分运转系统……

在宁夏农学院这所由全国各高校优秀老师参与援建的大学里，李小云很快对农学、生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我在那里遇到了很多特别好的老师，现在我还能清楚地记得他们讲课的样子，也是他们让我对农学产生了兴趣，在这个领域里学得越来越深入。”本科毕业后，李小云考取研究生，进入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学习作物栽培学，之后又继续读博，专业是作物生理学。1987年，李小云成为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作物栽培学博士。毕业时他本来可以留校任教，学校也已安排他到德国继续深造，而就在同年，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需要一位懂自然科学的研究人员，学校推荐了李小云。那是他脱离自然科学研究，开始进行政策研究的起点，也是他开始接触农村发展、农村政策的起点。

这个农村政策研究室，当时位于北京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在中国农业农村改革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负责人是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在研究室工作的两年中，他接触的都是当时和之后在农业农村政策研究领域赫赫有名的人物，也参与了大量农村政策调研活动和一些重要政策的起草，比如《中国中长期科技发展纲要》《黄淮海平原农业开发政策》等。两年多的学习和锻炼，他做的最多的是去农村调研，看的最多的是农业农村的调研报告和相关文章。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真正地理解了中国的农村，体会到了中国农业农村发展之艰难。

1994年，李小云在CIAD办公室

1989年，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石元春院士邀请李小云回到母校，参加当时农大和联邦德国合作的综合农业发展中心（CIAD）项目，第一个任务就是参与和组织农大“黄淮海平原农业开发”的工作。尽管之前他学习农业科技知识，进行农业政策研究，但真正开始农业农村的社会实践工作，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第一次接触到乡村扶贫工作，李小云带队到了河北衡水的一个小村庄，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科技兴农示范村。他和同事们从内蒙拉来了优质的架子牛，在衡水当地育肥，又建了养鸡场，希望推动当地畜牧业的发展。这些实践经历丰富了他对农业和农村的认识，也推动他走向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中国发展研究的先行者

1991年，李小云出国学习，学习的内容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发展研究。这是一个复杂领域，其中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农业科技到人类学再到社会学，均有涉及，无所不包。它是一个跨学科的专业，但又不只专注于理论性研究，对实践性的要求也很高。研究者们需要去到田野、乡村进行调查，进行贫困分析、性别分析、项目规划等工作。通过发展研究的学习，李小云重新审视了国内农村发展以及扶贫方面的社会问题，这让他有了将发展研究引入国内的想法。

回国之后，李小云开始重新思考农村问题，把他在河北、在黄淮海的乡村振兴和扶贫工作进行转向，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发展研究领域。作为国内最早的发展研究专家，李小云这样解释他的研究：“发展变化意味着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法律、人力、知识、技术、资源、环境等领域的全面进步和协调、可持续发展。它不仅包括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还包含着社会稳定、文化繁荣、民主参与、平等权利、妇女地位、科技创新、社区建设、风土人情、生态平衡等方面的改善。”

作为最早将发展研究引入中国的学者，李小云在1994年出版了《农村发展规划指南》一书，这本书系统介绍了参与式发展的方式，也被认为是中国参与式发展的肇始之作。他在参与式发展、性别与发展等领域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甚至有人把他称为“中国发展学之父”。所谓“参与式发展”，就是要弄明白，谁是发展的主体。在李小云看来，农业农村发展中，应当是以农民为中心，农民才是发展的主体。在工作中，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把自己的思维模式加诸农民身上，这是一个很普遍的情况，但正因为普遍，乡村工作者们更应该尽可能地减少这样的因素，让农民真正参与到现代化生活中，让他们真正为自己的发展做主。20年后的河边村实验，李小云秉承的正是以农民为发展主体、脱贫主体的理念。

1998年，李小云通过中国农业大学向农业部和教育部提出申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发展学本科专业。是年，中国农业大学正式设立农村发展学院，这是国内第一所发展学院，李小云任院长。2002年，农村发展学院和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合并，成立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李小云任院长，直到2015年。在2002年到2009年期间，他组织力量，进行了大规模的农村发展状况调研，每年编辑出版《中国农村情况研究报告》，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发展研究至今是中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最有特色的研究领域之一，在李小云的带领下，他的研究团队的诸多成果和实践规划被各级部门采纳，这对中国发展过程中“三农”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不少重要的决策参考。

“参与式扶贫”的提出与实践

1994年，李小云和他的团队在国内首次提出了“参与式扶贫”的理念，并将这一理念应用到中国的扶贫战略研究与实践中。在整个“八七扶贫攻坚”阶段，他主持完成了多个扶贫项目的设计、规划、实施，足迹几乎踏遍了全国所有省份的乡村，逐渐形成了村级扶贫和整村推进的理论和方法。

新世纪之初，李小云受国务院扶贫办委托开展了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农村扶贫开发战略的政策研究，其研究成果《村级扶贫开发的框架与方法》被政府采纳。2001年，国务院颁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在全国27个省份开始试验性推广村级扶贫规划，2002年按此技术系统确定了约14.8万个贫困村，并完成约9万个贫困村的村级规划。

正如李小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言，“扶贫开发不是大规模的经济发展，而是一个瞄准穷人的扶持计划”，“要把资源的决策权、管理权、使用权交给穷人”，这正是李小云做扶贫工作一直秉持的理念。他将“参与式”理念和工作方法贯穿在具体工作中，充分发挥贫困人口在扶贫中的决策作用，尊重群众意愿，激发受众人群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增强扶贫效果，这是我国扶贫实践中的一大创新，产生了重大影响。2004年，李小云也因此获得了首届中国消除贫困奖，2011年又获首届友成扶贫科研成果奖和全国扶贫开发先进个人，成为公认的扶贫领域国内最优秀的专家之一。

进入21世纪，中国的国际地位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发生了巨大转变。中国不再是援助中的受援方，而更多地开始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李小云的工作也从一开始承接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合作项目，转向了在发展中国家展开实践探索。

作为国际知名的发展研究专家，有着丰富国际发展援助经验的李小云，也将他的扶贫理论与实践带到了非洲。2009年年初，李小云受邀参加了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举行的“中国—非洲发展与减贫：经验分享与国际合作”研讨会，作为国务院扶贫办的派出专家作了关于中国发展经验的主题报告。他深信中国可以为非洲农业的发展和减贫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并很快付之于行动。2010年起，李小云在世界银行和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的支持下，以世界银行聘请专家的身份研究坦桑尼亚农业现状。他多次为坦桑尼亚政府官员、研究界介绍农业发展和减贫工作中的“中国经验”。在此期间完成的《推动益展性农业发展》研究报告得到了世行及国际组织的高度评价。

李小云带领团队在非洲深耕10余年，在非洲10多个国家留下过足迹。在这些国家之中，李小云往返最多的是坦桑尼亚，他常常打趣地说自己是玉米学家，自己在坦桑尼亚的工作是和当地农民种玉米。李小云和助手及学生在坦桑尼亚的农村一待就是数周，他十分珍惜在乡间田野与当地人直接接触的机会，每一次的行程安排得都十分密集。不在非洲时，他也会经常利用微信与当地村官、农民联系工作。因为交流密切，坦桑尼亚很多中央政府和基层的官员都知道CAU（中国农业大学的英文缩写），知道Professor Li（李教授），他和政府官员讲中国的干部如何深入基层搞发展，去村庄教农民种玉米，为非洲带来中国方案。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吕友清说：“小云教授在坦桑是上至总统下至贫下中农的朋友。”

2012年7月，在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佩雅佩雅村，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在非洲的第一个村级减贫学习中心正式挂牌成立。主持这一农村社区发展示范项目的正是李小云。项目借鉴和采用了中国农业发展经验，通过促进小农户农业发展实现了粮食增产和减贫目的，让中国的农业减贫经验第一次在非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佩雅佩雅村减贫中心的成功，开创了高校与政府在减贫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新模式，在非洲和国际减贫界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提升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形象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4年，李小云在坦桑尼亚作田间考察

2016年9月1日，为配合G20峰会召开、宣传中国参与国际发展成果，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报道了佩雅佩雅村“村级减贫学习中心项目”。2019年6月，比尔·盖茨在其个人微信公众号上转发了一篇李小云撰写的文章《中国小技术，坦桑大丰收》，并专为短文作了题序，使已经执行了8年的中国坦桑尼亚项目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扶贫河边村，从盖房子开始

2020年8月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考察河边扶贫实验，他动情地说：“小云同志在这遥远艰苦的村子扶贫5年，值得我们学习。河边村的扶贫可以称之为扶贫的中国案例。”而河边村的扶贫实验竟然是从盖房子开始的。

2015年，李小云初到河边村时，他发现这里没有一处像样的房子，人畜混居现象随处可见，大人、孩子经常光着脚在冬日冰冷的地面上走。深受触动的他决定就选这个最贫困、最偏僻的村落做试点开展他的扶贫实验。因为要长期驻村，他首先要给自己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和村干部在全村转了一圈才找到一栋被弃用的二层木楼，经过简单修葺改造之后，他便将这里作为办公室和住所。房子依然四处漏风，没有厕所也不能洗澡，上厕所需要到村支书家，因为他们家有村里唯一的一个旱厕，要不就得去野地里解决。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当李小云住进和农民一样的四面漏风的房子里后，他对从小就背过的杜甫的千古名句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和理解。为河边村的村民盖房子的想法就这样产生了。

当时的河边村是一个支出大于收入的深度贫困村，2015年，河边村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03元，45%来源于农业，其中27%来源于甘蔗种植。同时，人均现金总支出是6755元。村里没有一个富户，57户人，有30户过去一年有借贷情况，全村人均负债3049元。

这样的贫困是如何发生的呢？

由于村里大多数人家没有厨房，做饭很简单，村民们大量食用野生生菜，村里人畜混居，粪便无人管理，水源没有经过任何安全处理，村民们直接饮用山里的泉水……极度恶劣的卫生条件、不良的饮食习惯，使得村民们极其容易患上各种疾病。通过调查走访，李小云清晰地认识到：“村民的年人均支出中，医疗费用是大头，占17%—18%，疾病的代际传播也是河边村贫困治理的重要问题之一。”

李小云还发现，河边村的贫困状况也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懒”，恰恰相反，在和村民同吃同住的日子里，他看到村民们会半夜起来到橡胶地里割胶，会自己掏摩托车油钱、自带饭菜，早出晚归到山外打工只为每天80—100元的收入。同时，河边村贫困的现状也不是因空心化造成的，反而，因为村里会说普通话的人不多，村民难以融入外界的生活，大部分年轻人都留在了村里。社会学家对贫困的主流认识，在这个村子里似乎都有偏差。

河边村的贫困是结构性贫困，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给他们一个产业，一个可以永续的、又能够帮助他们从落后的生活转向新生活的产业”。有了住破房子的切身感受，作为一个习惯了城市生活的人，李小云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两种生活的差异。在中国飞速发展的几十年里，城市居民从没房子到有房子，从小房子到大房子，从自住到投资，生活的改善几乎都在围着房子转。他更希望河边村也能过上和城市一样便利、整洁的生活。

面对河边村群体性、整体性的贫困，只有通过输血才能为造血创造条件，李小云反反复复地思考，“盖房子”成为他为河边村摆脱深度贫困开出“药方”的最佳“药引子”。

这里自然资源丰富、风景优美，如果摆脱了居住和环境对收入积累的消解，完成村内基础和公共设施的建设，改善升级村民的生活条件，城里人来了，就能住得下，就会盘活发展的棋。通过为建客房打造“益贫休闲旅游计划”吸引城市人来入住，建立适合当地发展的可持续产业的思路在李小云脑海里日渐清晰起来。

起步阶段并不顺利。在最艰难的时候，他没有资源，也没有任何帮助，和村民们最初的沟通也困难重重。在说动了政府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之后，李小云还通过创办“小云助贫中心”开展公益筹资，用于村落景观、示范楼居、示范客房的建设。河边村的村民当然也希望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想在有钱之后盖一栋城市中的砖混房。李小云并不认同这样的想法，他认为，河边村应该保留瑶族房屋的特征，这是这个村庄独有的财富。就好像语言一样，在现代化路径中，标准化的语言是一个人在社会上展开各种活动的基本条件，但多元化的语言是不可再生的财富。房子之于河边村的村民们而言，是每日的生活场所，也是发展现代化的基点，因此在建造具备现代卫浴、厨房等设施的房子的同时，必须保留当地瑶族本身的特色。

李小云很注重村民的“参与感”，他会长时间地和村民沟通，听取他们的意见，甚至也允许他们试错。他认为，村子是村民的，房子最终也是村民居住、经营，不能把自身的意志强加于村民。不过同时，他反对没有立场的迁就与附和村民，他认为，一个外来的扶贫者，想要帮助村民改变落后的生活，首先得帮他们建立新的意识，“真正有益的参与式工作方法应该是对村民进行负责任的引导，将外部积极的因素整合进来，而不是纯粹以村民意见为主导”。

李小云在一篇短文中讲到一个修建卫生间的故事。在河边村帮助村民改造民居过程中，首先要在木楼中嵌入现代化的卫生间，否则很难满足来自城市的消费者的生活习惯。但原来的木楼无法实现嵌入卫生间的目的，只能挨着木楼，单独用砖建起来，和原来的木楼打通，连成一体。第一个动工的是一家最易改造的房子，但主人是一个个性强烈的人，他决定把卫生间建在房子的阳面，也是靠路的一面，但结果并不如人意，不仅影响房屋和村庄的整体美观，而且遮挡了客房的采光，使得后续的客房设计难以继续。

2015年，李小云的建房手绘图

2016年，李小云在建房现场

经过反复沟通、亲自示范，李小云说服了大部分村民，按照瑶族木楼的传统建起了一座座新的添加了现代生活设施并且嵌入了用来经营的客房的民居。他给河边村的房子起了个很亲切的名字——“瑶族妈妈客房”。房子都是农民自己参与造的，“这是农民的艺术品，我们都是这个村庄的学生”，李小云一直这样说。村民们自己住的房子和留给城里客人住的房子套嵌在一起，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人居环境和生活条件是一个村庄的灵魂。”当房子盖起来之后，河边村的发展开启了正向的连锁反应进程。“瑶族妈妈客房”不仅是一次政府关注扶贫的创新，因为引入了公益资金也成为社会知名的公益产品。贫困的河边村脱胎换骨，成了一个小而精致的会议村，以高端会议、培训为主，加上度假、休闲旅游、亲子活动等。也是在李小云的推动下，“瑶族妈妈客房”进行了外部联系与市场开拓，先后承接了第6届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会议、中国农业大学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现场论坛以及北京一些学校的冬令营和夏令营活动。开会、旅游的城里人住进瑶族人家的客房，与他们一起生活，形成嵌入式居住，村民住得好了，也有事做了，收入更是大幅度提高，一个新型主导产业被凭空打造出来。

在李小云的脱贫蓝图上，这些还不够，还要依托主导产业，同时发展基础性产业、辅助性产业的复合型发展道路，在“瑶族妈妈客房”之外，河边雨林鸡蛋、中药材种植、雨林蜂蜜等一系列项目相继落地执行，让来自雨林的天然产品成为北京、上海等城市高端消费人群的“新宠”，让河边村真正脱贫，走上不会返贫的良性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李小云探索的这种扶贫模式，政府和公益组织实现了很好的结合，传统与现代获得了完美的融合，城市与乡村有了和谐的互动。这既在他的意料之中，却也远远超出了他最初的想象。

一个可移植的模式

直到河边村已经全国闻名后，李小云在朋友圈还留下了这样一段话：“河边实验99%可能失败，我们在做1%的另一种可能，失败和成功都会教育我们，给我们启示。”虽然，在决定驻村扶贫的时候，他是笃定河边村一定能脱贫，但以这样一种模式脱贫却是他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

“我在乡村多年的体验中发现，传统与现代的脱节，导致一些乡村出现了结构性贫困。”河边村扶贫实验取得初步成果后，李小云曾对采访他的记者说：“过去反反复复的、救助式的扶贫，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也是精准扶贫的过程中，我们转变思路，通过多重制度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原因，事实证明，是有实效的。对我来说，河边村是一个试点，一个寻找属于全国贫困群体现代性要素的途径。我实践的对接点就是建造一座充满阳光的房子，然后再接上他们没有的概念：一个瑶族特色的客房来赚钱。简单地说，我做了一个实验来说明我们有可能突破一个结构、改变一个社会。”

对河边村的村民来说，房子不仅仅是一个可居住的空间，更是一个和现代化相连接的渠道。李小云说：“贫困群体的现代性要素究竟是什么？教会村民们用电脑？这并不难，但如果不是村民自身的需求，他们学会了也没什么用处。而我认为房子是属于他们能掌握且需要的，并且能借此生出现代价值和技能的要素。所以我们改造传统民居，改造厕所、厨房，通过这栋房子，把现代观念输入到农村，让村民搭上现代化的列车。”

在村民的房子里嵌入客房，而不是在村里打造独立的民宿，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李小云说：“结构性的贫困，不仅体现在房子上，也体现在传统的农村产业和现代产业之间的断裂，所以我植入了客房这个新业态，就是想给他们找到一个可以对接现代化、且能够长久做下去的事情。同时，我们也帮助他们成立合作社，最终由他们自己来经营这份现代化的产业，在产业之中脱贫，更在产业的发展中，让自己融入现代化。”没有现代的传统就会缺乏活力，没有传统的现代就会缺少灵魂。

河边村的实验并不仅仅是一个独立的扶贫项目，李小云希望这是一个可供更多地方参考的模式，也致力在更多地方进行实践，让河边村的模式更具可移植性。

位于湖北恩施的枫香河村，是李小云精准助力的另一个村庄。这个位于武陵山腹地的土家族村寨，在过去很多年里，也像河边村一样被现代所遗忘。枫香河的民居都是传统的木质楼，这些房子建成的时间，少则二三十年，多则六七十年，大多已经非常陈旧，基础设施缺乏，生活简陋，这一点和河边村非常类似。

2017年，李小云应邀帮助当地发展这个贫困落后的村落。第一次进村，他就喜欢上了这里，在村里驻村扶贫的年轻人陈代云，还记得当时的情况，“村里最高处有一家人，门口有一片山顶菜园，李老师最喜欢那里。”喜欢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改造。有了河边村的经验，枫香河的民居改造很快就启动了。李小云不仅帮助村民完成规划，还和他们一起盖房子。和河边村一样，在枫香河的改造中，村民的参与是工作的起点，李小云希望在改变生活的过程中，村民们自己参与其中，成为发展的主导者，“他们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自然而然也就融入了现代生活中。”

有了在河边村的经验，枫香河的改造更为顺利，村民的参与也更加深入。除了房子本身的改造之外，村民们就地取材，用山上的树根、枯树等，自己打造了很多手工艺品，装饰自家的房子。有能力动手的，就自己制作，不会做的，也会找来材料，请改房子的木匠帮忙制作，很多村民改造后的家里，摆满了自制的家具、装饰品，甚至有的客房里的床，都是捡来的木头做成的，歪歪扭扭的树干，被木匠制成别具特色的家具。

同时，在李小云和其他帮扶者的帮助下，村里成立了合作社，统一管理和经营。2020年“五一”，合作社正式开始经营，仅假期期间，就收入20多万元。

2020年9月，李小云再一次来到枫香河，这个村子已经变得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民居改造已经进行到尾声，一栋栋二层的吊脚楼，掩映在山间树林里。枫香河依然是那个风景秀丽的村庄，但同时，枫香河正经历着深刻的改变。最直观的就是硬化路已经通到了每一家家门口，村内房前屋后种满了花草，吊脚楼修葺一新，村落景观已经发生了根本上的改变。

这样的故事还远没有结束，除了枫香河，昆明的6个乡村也在李小云的谋划下，进行了因地制宜的探索。通过改造民居、嵌入客房、改变传统生活方式等，推动村民摆脱贫困的状态，推动“都市驱动型乡村振兴”模式，通过将当地烤烟房、马圈等改造成为工作站、民宿、餐厅，盘活农村闲置资产，并试图创新确保农民作为资产收益主体的农村集体经济经营管理机制。

乡村的灵魂是人

在一次采访中，李小云提到：乡村的核心是乡村的社会关系，是乡村的人。

乡村之所以成为乡村，是乡村社会关系和乡村价值的总和。外面的人进来，没有社会关系，也就没有乡村价值的载体。这样的乡村，就是一个死乡村，有人而没有灵魂。他们只是把乡村的空间占了而已。因此李小云在河边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培养年轻人，带着他们做规划，带着他们修路，带着他们铺砖，让他们学会用电脑管理、开发票等技能，培养“雨林瑶家CEO”，因为这是乡村振兴的核心。

一定要调动农民的主体意识。以农民为主体的核心是：不仅指他们是乡村中的最大受益者，还应表现在他们的文化是被欣赏和支持的状态。如果在乡村盖的最好的房子不是农民的，那么就没有主体性，没有主体性就没有人愿意待在这里，当地人就要出去。

保留传统的同时，还要建立现代的认知。河边村运营“瑶家妈妈客房”的组织是按现代企业制度来经营，几个年轻人分别是CEO、CFO和CTO，目的就是将现代的一些认知对接给乡村。李小云不断强调自己是一个现代主义者、一个发展主义者。他希望农民要现代化、乡村也要现代化，他的体会就是没有现代化，传统是很难保护的。但是，不是有了现代化就能保护乡村，而是需要将现代与传统之间做一个有机的衔接。也只有这样，年轻人才愿意留在乡村、返乡创业和就业。

河边村的实验，实际上不仅改变了村民的认知，也改造了城里人的认知，让更多人懂得欣赏他们的文化，在传统里给现代人一个落脚之处。如果一个传统里没有现代的落脚处，现代人就不会来，也就不会欣赏传统，同时还需要保护传统。这样的传统与现代融合的乡村建设、乡村发展，就具有了更重要的意义。

所以，李小云说，河边村的实践对他最大的收获，在于对他个人、他的学生、他的助手的很大的改造。他从一个研究者转变成了学生，每天都在向村庄学习、向村民学习，这种发展性的学习，也是扶贫实践给他带来的一个巨大收获。

脱贫攻坚之后，乡村振兴仍需努力

在脱贫攻坚的历程中，每一个贫困人口都在时代的洪流中迅速地蜕变，离开原本贫困的境况，改变原先的生活方式。还有那些从事扶贫工作的，以及那些关心脱贫、关心社会变迁的人们，也同样和这个社会一起，经历着深刻的嬗变。

对李小云来说，他的工作、他的探索还远没有结束。给村庄“盖房子”也是一个隐喻，帮助更多的村庄挖掘发展的动力，让更多的贫困群体在保持淳朴本色的同时追上现代的步伐，共享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成果，这才是他喜欢的。做这些事情，是理念、是情怀，也是他人生最大的乐趣。

随着脱贫攻坚进入收官阶段，随之而来的是乡村振兴，两者一脉相承。

李小云是国内最早探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有效衔接问题的专家之一。早在2018年，河边村实验还在进行时，他就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指出：“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和贫困县摘帽，并不意味着农村贫困的消失，也不意味着扶贫工作的结束。”在他看来，脱贫攻坚成果能否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关键，就在于真正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

2020年上半年，新冠疫情缓减之后，重返河边村的李小云曾和河边村的村民说，他们的收入可能会减少。村民则回应他：“大家都受了损失，如果全国都差，我们也不可能行。”这是一句很普通的话，也是一个很伟大的回应。对过去很多年都生活在闭塞环境中的村民来说，代表着在他们身上已然发生的巨变。之前的河边村人，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也不会考虑全国、所有人的事情。只有他们真正融入到现代社会中、融入到国家发展的大潮中，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这里蕴含着乡村振兴、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这也正是李小云最想看到的结果。作为半辈子都在为贫困群体寻路的人，他希望通过他的努力，和他在30余年扶贫实践中影响过的千千万万的人一起，共同推动中国乡村的真正振兴。

（本文原刊自《传记文学》2020年第12期，作者系新京报社周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