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敬忠:“像弱者一样感受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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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敬忠,1967年生于江苏省沭阳县,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北京市社会学学会副会长、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学学会农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学会发展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农村发展研究工作,是中国最早关注“留守人口”的学者之一,其留守人口研究三部曲《别样童年》《阡陌独舞》《静寞夕阳》曾在全社会引发巨大的关注和反响,使得“留守”的概念得到广泛的认可和使用。最早尝试消费扶贫,早在2010年,就在太行山深处的多个村庄建立小农户和城市消费者直接对接的“巢状市场”。10年来,“巢状市场”已经帮助许多贫困中的小农户脱贫致富,且仍在稳定持续地运行,成为小农户脱贫的一个经典途径。

其研究成果先后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学学科一、二、三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二等奖,以及第四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撰写的政策建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九个问题亟待关注》《乡村振兴亟待避免七种错误倾向》《衔接小农生产和城市消费实现稳定脱贫》等多次获得中央领导的重要批示。

2019年6月,叶敬忠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毕业典礼上,为毕业生们发表演讲《像弱者一样感受世界》,随即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他所讲的内容不仅是对学生们的期许,也是这个出生于农村并最终成为研究农村发展的学者的自我坚守准则——和弱者站在一起,去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20年前,即将博士毕业的叶敬忠成为最早关注农村“留守人口”的学者,甚至“留守人口”这一概念也是因他的几部研究著作而广为人知的。后来,他成为中国第一批关注、研究小农户贫困问题的学者,试图为农业集约化、规模化大潮中的小农户们,寻找一条脱贫之路。可以说,在中国农业现代化大潮中,规模化、集约化的农业生产总是引人瞩目,大机器作业、智能化管理吸引了无数目光。但同时,现实中仍旧存在的数以亿计的小农户又该怎么办?他们或许只有几亩地,或许仍在依靠人力种粮、种菜,他们如何和现代化接轨?他们又该如何摆脱贫困?带着这些问题,叶敬忠来到河北易县坡仓乡桑岗村,从这里开始了一场“小农户扶贫”试验,为那些在农产品产业链中无力自主的小农户们,建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市场,让他们可以直接和消费者对接。叶敬忠把这个市场形象地称为“巢状市场”,就好像为小农户和消费者筑起了一个互相熟悉、互相信任的巢。经过10年的艰苦努力,这个距离北京190公里的桑岗小村已经与北京的消费者建立起了稳固的联系。每隔20天左右,桑岗村的农民,就会把他们的农产品送到或寄到北京的消费者手里,从未间断。

在叶敬忠走进那个贫困的小村里时,还没有消费扶贫的概念。如今,回望这场开始于10年前的扶贫试验,或许只是一个巧合,也或许是殊途同归。叶敬忠觉得,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就好像他自己的人生,从一个想跳出农门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长时间在农村工作的教授。

想“跳出农门”的年轻人

叶敬忠出生于苏北的一个小村庄。在他成长的时代,只是在课本中看到过“北京”两个字,对他有着巨大的吸引力。1984年,17岁的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当时的北京农业大学。那一年,北京农业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在很多省都超过了清华、北大。正如当年《中国青年报》在头版报道中指出的那样,“从事业的发展和国家的需要出发选择专业的人大量增加”,在农村改革大潮风起云涌的年代,“学农不再是‘冷门’”,与叶敬忠同年高考的县高考状元,报考的就是南京农业大学。

1984年9月8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报道《农业院校分数线在一些地区超过清华》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把农业院校作为第一志愿,对于无数农村学生来说,是一条有迹可循的大道。许多农家学子们之所以选择报考农业大学,原因很简单,目的也很明确,就是希望跳出“农门”。因为在80年代初,国家特别重视农业人才,很多农业大学毕业的学生都能够在基层的县、乡里的各个部门工作。能够到政府部门工作,端上国家的“饭碗”,这是当时农家弟子们最淳朴的愿望,是一个特别高的理想。

事实上,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大多数家庭的生活非常窘迫,物质条件匮乏。直到今天,叶敬忠都清晰地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学校里时常组织村里的学生把散落在路上、田间的牲畜粪便捡来交到村里,作为农业的肥料来使用。那时候,公社里农业试验站的技术人员是他们仰望的人。所以,叶敬忠的高考填报专业是“土壤农业化学”,虽然后来因为种种变化,他并没有沿着农业科技专业的道路走下去。

在那个年代的大学里,学校的社团活动并不多。1987年,当共青团北京市委组织“百乡挂职”活动时,叶敬忠当即就报名参加了。与他一起的百余名学生干部在团市委的组织下,深入京郊11个区、县的158个乡,分别担任乡团委副书记、团委书记助理等职务。叶敬忠被分配在北京市延庆县刘斌堡乡做了一个月的团委书记助理工作,主要内容就是组织乡村青年开展文艺活动,其中还包括组织跳交谊舞,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交谊舞在青年人中十分流行。活动结束时,组织者举办征文比赛,做事认真的叶敬忠把平时的记录和调查资料整理出来,完成了一篇3万字的论文《论农村团的建设》,“意外”地获得了一等奖,奖品是一本厚厚的《辞海》,他至今还保留着。

作为一名理科生,写一篇农村组织建设的论文,可能是叶敬忠第一次认真思考专业之外的事情。后来他说:“由于这个工作学校也是比较认可,87年的时候系里的一些领导就跟我讨论毕业后留校工作(的事情),所以我在88年毕业的时候就留下来在北京农业大学黄淮海开发办公室工作。”也正是因为这一次特别的思考,改变了叶敬忠“毕业后回乡工作”的人生规划。

农村工作不只是推广技术

80年代以来,党中央和政府特别强调怎样用科学技术来促进中国农业的发展,因为黄河、淮河、海河流域是中国的农业发展、尤其是北方地区农业生产的主要基地,国务院为此专门设立黄淮海开发工程,设置领导小组。当时的北京农业大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承担了重要任务,学校也成立了“黄淮海开发办公室”,主要任务是将学校的科研成果推广到农村,促进农业生产大发展。与叶敬忠同年留下来工作的,还有部分优秀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常年到农村工作,他们对此称为“下海”。

从来没有接受过社会科学训练的“技术推广员”们,当时并不知道应该怎么去组织、发动农民学习农业新技术。虽然一项新的农业技术,可能帮助农民增产5%到10%,但因为这不是马上就能看得到的,所以对于农民来说并不愿意或不积极接受。叶敬忠觉得,这对他是一个提醒,也是一段难得的经历,让他明白,农村工作并不是有技术就行,还需要懂得农村的人。

1989年,留校工作不久的叶敬忠在北京农业大学校门前留影

1992年,北京农业大学将一批长期“下海”的年轻老师,选派到德国、荷兰、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进行发展研究领域的高级培训或学位学习。在农村开展了4年“技术推广员”工作的叶敬忠又回到校园,重新开始学习。从1992年到2002年的10年间,他先后在德国多特蒙德大学参加“区域发展规划与管理”专业的研究生班,在英国里丁大学和荷兰劳伦斯坦国际农学院获得联合培养的理学硕士学位,在荷兰瓦赫宁根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这段学习经历,让他从一个理科生,顺利转型为文科生。

1995年,叶敬忠在英国里丁大学留学

90年代的各个国家都在研究思考如何加强农业农村的综合发展问题,留学经历让叶敬忠和那些曾经每年要有半年时间“下海”跑农村的“土”老师们迅速变得“洋气”起来。回国以后,他开始与国际组织讨论项目、与地方官员谈项目实施、与国际专家一起工作、频繁参加项目会议……这些对他而言,是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也是一段内心感到浮躁的日子。这是因为做国际发展项目的咨询专家,对于某个咨询任务的时间常常是为期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他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阅读资料,与各省市县的执行机构座谈,与国际专家交流等,而真正到一个村庄去实地调研的时间常常不超过2小时。叶敬忠强烈地感觉到,作为农村发展研究的参与者,“越做咨询项目,越不了解中国农村”。他在想,要真正了解乡村,就必须像费孝通、晏阳初那样,有一个“自己扎根的”村庄,并且几十年不断地进行研究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收获。

当“留守人口”成为热词

叶敬忠的想法实现是从做博士论文开始的,他在河北易县选了4个村子作为试点,他要把自己的理论研究在这里变成现实。一直到现在,这4个村子,也依旧是他和他的同事、学生共同的研究对象,成为他们观察和了解中国乡村发展、社会变迁的窗口。

在这里,他们开始认真地观察、思考农村的形态和现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无疑是对“留守人口”的研究。其中最先开始的,是对“留守儿童”的调研。

关注留守儿童,是偶然,也是必然。做社会学调研,入户调查总要问一些基本情况,当他们问孩子“家里有几口人”的时候,孩子们常常会说“三口人”“四口人”,实际上,这只是留在家里的人数,外出打工的父母被孩子排除在外了。在四川青神县调研时,叶敬忠读过一个小学生的作文,其中写道:“一个人就是一个家,一个人想,一个人笑,一个人哭。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出去打工了,不知道什么是父爱、母爱,就连他们的样子都记不清了……”这些被留下的孩子们的经历、发自内心的话语,深深触动了叶敬忠和他的团队成员,让他们开始研究“留守儿童”这个特殊的群体。

新世纪初,叶敬忠组建了一个精干的研究团队,开始在全国开展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专题调研,并于2005年出版了《关注农村留守儿童》一书,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应该说,这本书以及它所带来的社会讨论让“留守儿童”这个关键词被社会广泛地接受,同时也成为国家乡村治理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在2006年和2007年的全国“两会”期间的热词中都有“留守儿童”。

  

叶敬忠访谈农村留守儿童、农村留守老人

就在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农村的留守儿童时,叶敬忠和他的团队又将研究对象扩展到整个农村的留守人口上,即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他们在农村劳动力输出最为集中的江西、湖南、四川、安徽和河南5个省的10个行政村,分别调查了400名留守儿童、400名留守妇女和400名留守老人,抽取了200名非留守儿童、200名非留守妇女和200名非留守老人作为对比,同时还采访了大量的普通村民、村干部、县级相关政府部门、城市务工人员等。到2008年,叶敬忠和他的团队陆续出版了关于留守人口研究的“三部曲”:《别样童年: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阡陌独舞:中国农村留守妇女》《静寞夕阳:中国农村留守老人》。这是第一次对全国“留守人口”现象进行全方位的梳理和研究,因此,这三部书一经出版,就引发了整个社会对农村“留守”现象的极大关注。在此之后,“三留守”成为一个被社会普遍认可的名词和现象,不断地出现在国家层面的各个文件中,成为一个正式的官方语言。

让“留守”这个鲜少被认知的现象,成为国家、社会和社会科学研究界都重视的焦点问题,让大规模人口流动中三个庞大的、被留下的弱势人群被看到、被聆听、被关注,叶敬忠显然做成了一件“大事”。

发展与留守背后的贫困

“留守”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只是国家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乡村凋敝的表现之一。而且,通常情况下,在发展、留守的背后,还隐含着深层的农村贫困问题。叶敬忠在做农村调查的时候,时常会遇到贫困问题,自然也经常在思考如何扶贫。事实上,早在做发展项目咨询的时候,叶敬忠就参与过许多扶贫项目,还有许多乡村建设的项目,本身也是扶贫的性质。

回顾过去的扶贫,叶敬忠发现,许多扶贫的项目、资金,往往很难真正改变贫困农民的境遇。在10多年前,经常有“百万扶贫项目通过验收只见三牛棚一头猪”“财政支农2000亿,农民受益毛毛雨”之类的现象。更麻烦的是,那个时候的扶贫,普遍存在项目唯恐不大、目标唯恐不长远的问题,似乎每一个村庄都要变成华西村那样,这显然不太可能。规模化农业产业,和小农户生产之间,并不能无缝连接,常常与贫困小农户生产性资源的分散性、微型性和多样性相矛盾。同时,贫困小农户连接大市场的方式一般由对接的企业、合作组织等负责收购农产品,而贫困小农户处于产业链最底端,农产品只能以低廉价格出售。

调研中的叶敬忠及其团队

叶敬忠注意到,在国外正在发生着一些和以往大项目、大市场所不同的现象。比如荷兰,很多小农场主在农场中将牛奶加工成乳酪、酸奶和其他产品,直接销售给附近城市的消费者。巴西政府则通过“联邦食品采购计划”和“校餐计划”等制度化方式,直接采购小农户的农产品,为小农户创造一个保护性的市场空间。在对这些现象进行深入分析之后,叶敬忠与荷兰学者扬·杜威·范德普勒格、巴西学者塞尔吉奥·施奈德共同提出“巢状市场”的概念。在叶敬忠看来,农村的小农户,尤其是贫困的小农户,其实并不适合做大产业,他们最擅长的是祖祖辈辈相传的活计,种植、养殖,然后在相对熟悉的小范围内销售。

叶敬忠想做的,就是在消费者和小农户之间建立起一个相对稳定、长期的小市场、小社会,把消费者和小农户直接联系起来,就好像一个“巢”一样,互助、互信。

桑岗村:一个长期的消费扶贫试验

2010年,叶敬忠和他的团队选择了河北易县桑岗村作为第一个试验点,这里距离北京190公里,位于太行山深处,交通不便,自然条件恶劣,是一座典型的贫困村庄。桑岗村全村共183户,近一半人口在外务工,常住人口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为主。其实,在此之前,桑岗村本身就是叶敬忠常年进行农村调研的地方,他熟悉这里的每一户人家,但要做“巢状市场”的扶贫试验,还得再一次进行针对性的调查和摸底,农户家里几只鸡、几头猪、几只羊,菜园里种植什么、怎样种植,饲养家禽是用草还是用饲料,大田作物施了多少化肥……调查结束后,第一批20多户参与者很快确定,同时,他们在村里选了3位“热心、有威望、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村民作为生产小组组长,担当负责人。村民们是生产者,当他们确定之后,接下来,还要找到另外一方——消费者,这样,“巢状市场”才能建立起来。

第一批进入“巢状市场”的消费者,就是叶敬忠团队在北京的同事、朋友们。所有人都是听到消息后自愿参加,且能够长期参与购买的。有了消费者,“巢状市场”就初步建立起来了,消费者下单——村庄小组长整理订单——农户提供产品——取货小组长包装——送货给消费者——消费者交钱——小组长将现金交给农户——消费者反馈。大约每20天,这个周期就会轮回一次,在北京的消费者会收到来自太行山深处的农产品,而那里的农民也会收到卖出产品的钱。

在今天看来,这就是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消费扶贫。但在10年前,还没有这个概念。桑岗村应该就是消费扶贫的发源地,它真实地改变了桑岗村村民的生活。对村民们来说,每一次的销售活动都非常重要,叶敬忠算过,哪怕一个贫困户只养10只鸡,且只卖鸡蛋,一年也有一两千元的收入。所以,每一个参与的村民都格外重视。被选为小组长的许新全,不得不每天都在口袋里装一个本子,因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有人跟他说:“我家有几只鸡,几斤红薯,你们要不要?”许新全会把这些都记下来,到了送货的时候,按照订单分配、备货。每一种货的备货时间都不同:鸡蛋之类的,会在送货前4天由村民送来,猪肉要前3天开始杀,鸡肉是前2天,青菜是前1天。送货当天,汽车在凌晨3点就从村里出发,一路向北,在北京的送货点配送完毕,再返回村里的时候,常常已是深夜。

2019年,叶敬忠带领青年教师暑期培训班学员考察河北省易县桑岗村

10年来,这样的模式一直都稳定地持续着,每隔20多天一次的送货,从未间断过。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运作模式还在不断进化。比如,村民们建起了微信公众号,在北京的消费者可以直接在公众号上下单和支付。不但如此,这个市场还极少受到外部的影响,价格长期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过去几年,市场上的猪肉和鸡蛋价格数次出现“过山车”般的起伏波动,而“巢状市场”的猪肉和鸡蛋价格只有小幅调整。

这就是叶敬忠在桑岗村建立的“巢状市场”,叶敬忠将它比喻成“鸟巢”,中间相互连在一起,一个一个节点像蜂窝状,每个节点就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联系,紧密团结,享有共同的“价值观”。

互利也需要磨合

10年来,桑岗村村民和北京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已经非常稳固,他们互利互惠,互相信任,共同维护着这个市场。但这样的关系,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建立起来的,即便对双方都有利,也仍旧经历了艰难的磨合。

初次直接和农民对接的消费者,产生过种种疑问,比如,从同一家买的鸡蛋,会出现大小不一、蛋黄颜色不一等情况,他们会质疑是否真的是农户家自己生产的,还是掺夹了市场上买来的鸡场鸡蛋?还有农民杀猪后,按照农村的习惯,将猪肉解成大块出售,但城市的消费者则习惯了购买超市里被细分成排骨、腔骨、五花的肉类,而且也习惯了每次只买一小块的模式。

村里的村民们也有自己的问题,比如当订单不足以消化所有参与者的产品时,如何分配?许新全就曾经遇到过不少这样的事情,有农户会跑到许新全家里去质问:为何买别人的羊、鸡,不买他的?如何才能改变村民的习惯,使他们提供符合城市人消费习惯的产品和服务?叶敬忠和同事们,为此带领农户代表去云南考察,学习别人的经验,还带他们到北京的超市里,学习猪肉的切割。村民们开始注意购进鸡仔的品种,在夏天,他们会把鸡蛋埋进粮食里,以此保鲜,后来又添置了冰柜,保存肉类等。为使包装更卫生,村里还添置了塑封机。许新全自己也在不断地进步,2015年,他有了第一台自己的智能手机,学会了网上沟通,如今,他还会把鸡蛋的保鲜过程、新鲜土豆从地里刨出时的模样,还有树上核桃的长势,都拍照发到群里。

对于村里人际关系的问题,叶敬忠他们则不会干预,他觉得村里人有能力、也有自己的方法解决这些事情。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千百年来形成的熟人关系、人情规范,村里人其实本就很擅长处理这样的问题。这也让他明白,“巢状市场”一定是植根于村庄文化、村庄政治的,通过村民自己的方式进行动态调节,才是最合适的状态。

“巢状市场”的保守与扩大

2019年,叶敬忠带着学生们对桑岗村的农户进行了一次关于“巢状市场”的调研,90%的农户都表示满意,不太满意的农户表示是自己参与的机会太少,建议扩大规模。但叶敬忠和他的团队成员们都认为,村庄快速涌入很多消费者不是好事,会破坏村庄的供给平衡。他们放弃了“大规模大产业”的思维,仍旧坚持以农户为主,有什么就卖什么,有多少就卖多少。那种大规模建大棚、搞产业的方式,在叶敬忠看来,并不一定适合小农户。在桑岗村,几乎每家的院落里都有几只鸡,农户随手撒的几把菜叶和玉米便是它们的饲料。菜园中的蔬菜,山坡上的瓜果核桃板栗,还有农民自己加工的豆腐和粉条,也都是产品。小农户要进入这个“巢状市场”,是没有门槛的,只要能种地,能养鸡鸭,就能进入。赚了钱以后,有人想扩大规模,但如果真的扩大规模,就可能改变产品质量,或将另外一些人拒之门外,这不是他的初衷。

叶敬忠认为,小农户自有的产品,是可持续性的,一家人要10来只鸡鸭,是他们本来的能力就能做到的,无需特殊发展。以前,这些东西没有销售的渠道,或者能销售但获利微小,“巢状市场”可以帮他们打通销售渠道,让原本可能白扔的东西赚钱,但不能使他们变成大产业主,因为不可能每一户人家都变成大产业主。

这或许会被认为是保守,但叶敬忠并不这么想。事实上,“巢状市场”本身也不拒绝扩大。在叶敬忠的想法中,“巢状市场”有两个特征:一方面,这种市场是特定人群之间所形成的有限而又相对闭合的产品、现金、信息、服务等的流通圈和交往圈,恰如在主流市场中筑起的一个个“鸟巢”,因此其本身就嵌入在主流市场之中;另一方面,它也是对这种特殊市场形式和食物供需网络的一种隐喻,强调的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直接而固定的联结关系和基于信任的社会网络,恰如“鸟巢”里的各个节点,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各种方式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构成一个边界相对明确的市场结构。只要某些生产者和某些消费者建立了这样的固定结构,就可以形成一个“巢状市场”。

按此原则,一个村庄的生产者与城市的一个社区或多个社区的消费者可以建立起一个“巢状市场”;一个村庄的生产者也可以分成多个生产者小组,分别固定对接城市消费者,形成多个“巢状市场”。“巢状市场”不是不会扩大,而是扩大的方式不同,如一个乡,直至一个国家,形成的将不是一个没有边界的无限大市场,而是无数个“巢状市场”。

桑岗村,贫困农户参与巢状市场的产品至今已有56种,几乎覆盖当地能够生产的所有种类,包括利用院落、山坡、林地和河沟饲养的各种畜禽产品,各种时令蔬菜、杂粮、林果,各种地方特色食品,如红薯粉、柿子饼、豆腐、烧饼等, 甚至包括山上地里采集的野菜、野蘑菇、中草药等。

一位患病的留守老人,原本已无法下地干活,全靠政府兜底保障。但“巢状市场”改变了他的生活,2013年春,他向邻居借了100元,买了鸡苗在自家院落饲养,通过“巢状市场”出售鸡蛋和鸡,当年收入2500元左右。到2014年,他买进了更多鸡苗,在野外山坡饲养,当年收入超过1万元。

深山有远亲

在更大的范围中,叶敬忠的设计确实得到了证实。近年来,在桑岗村之外,已经有不少地方建立起了类似的模式。如四川省青神县妇联推动的“我在深山有远亲”实践,鼓励消费者与贫困农户“结对子”。再如河南省固始县,该县物价局在平楼村推动“贫困小菜园”行动,都是这样的形式,通过小规模地建立稳固的联系,改变农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关系。

叶敬忠相信“巢状市场”会是解决农村贫困人口问题的一个突破口。他的计划是为农村贫困户构建一个特殊的市场,摆脱食品工业巨头的控制,让生产者直接与消费者联系。他甚至有一种浪漫的想法:通过“巢状市场”,增强城市人和农村人互动,让原本冷漠的买卖有更多人情味儿。在这个过程中,现代信息技术帮了大忙,使城市消费者和乡村生产者之间跨越空间的日常互动成为可能。

目前,微信群和微信公众号,是双方交流所依托的主要媒介。它们为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分享、下单交易、网上支付、质量反馈、活动组织以及消费者邀请新成员加入等提供了极大便利。此外,乡村生产者与城市消费者也有很多面对面的交往与互动。村庄的每次配送都为双方提供了见面交流的机会。很多消费者在闲暇之余携家人(尤其是孩子)和亲朋好友访问村庄和对接的生产农户,既得到了休闲放松,也增进了对村庄、农户和食物生产过程的了解。这些联结和互动使得双方逐渐拉近了距离,增进了理解和信任。城市居民和深山里的村民,通过“巢状市场”产生了紧密的联系。

近几年来,随着脱贫攻坚的推进,消费扶贫也越来越普遍,叶敬忠最初尝试的“巢状市场”确实可以看作是最早的消费扶贫,但在今天,已经不是唯一的模式。这是一件好事,消费扶贫缩短了农产品流通的链条,也拉近了城市居民和村民的关系,乃至拉近了双方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上的差距。不过,叶敬忠也有担忧,当前许多地方的消费扶贫,都存在任务式消费、集中消费等现象,这样的消费能否持续,影响着扶贫的效果。假如有人今天买一堆农产品,下次就忘了,或者不买了,这种消费的意义其实不大。

学者的责任

“巢状市场”,就是专门针对小农户扶贫的。在过去10年中,叶敬忠在桑岗村以及更多村庄里建立“巢状市场”,依赖贫困小农户的生计资源,采用小农农业的生产模式,通过“巢状市场”向城市消费者提供“一村多品”。事实证明,叶敬忠的试验是有效的,“巢状市场”小农扶贫可以是一种更为精准的扶贫和乡村振兴模式,在带动贫困小农户脱贫增收、改善村庄生态环境和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功能。

经历了10年实践、沉淀与思考,2019年,叶敬忠团队的论文《基于小农户生产的扶贫实践与理论探索——以“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为例》发表在了国内最权威的学术刊物《中国社会科学》上。此前一年,2018年,叶敬忠和他的团队围绕“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撰写的政策建议《衔接小农生产和城市消费实现稳定脱贫》被《人民日报(内参)》采用,获得了中央领导的重要批示。同时,《人民日报》于2018年7月4日对该扶贫模式进行了公开报道。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2019年第2期发表叶敬忠团队的论文《基于小农户生产的扶贫实践与理论探索》

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消费扶贫在今天已成为全国各地普遍存在的做法,小农扶贫的理念与模式也成为政府和学界共同关注的对象。叶敬忠的“巢状市场”也仍在推进、扩大,在更多的地方实现。叶敬忠自己,也仍在自己的道路上前行。他是一个实践者,也是一个研究者,他一直都坚持研究没有捷径,更不可能靠投机取巧或天资聪明而取得成果。想要取得成果,关键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责任感,二是态度,三是勤奋。这其中,社会责任感是首要的。研究者的社会责任感应该是最强的,也是最不同于普通人的。

这种不同在于,研究者更应该善于问“为什么”?叶敬忠举了一个例子。有一回,一位当小学副校长的同学跟他说,现在很多农村的小学搞寄宿制,其实效果不理想。城市的寄宿制小学,有钢琴老师教钢琴,还有很多公园可以供学生去游玩。而农村的寄宿制小学,大多没有音乐老师。对于管理者来说,学生的安全是最为重要的,所以他们不允许学生走出校园。在这种情况下,学生每天的生活就是上课—自习—上课,这样谁能受得了呢?何况是八九岁的儿童?麻烦在于,这样的问题很少有人问。一位地方干部去考察,听说寄宿制小学很好,就大力推广寄宿制小学,但叶敬忠觉得,如果是一个研究者,就应该多问一些问题。尤其是一名社会科学研究者,如果对周围的事件和问题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的话,那将是一种灾难。在扶贫中也是如此,叶敬忠会问更多的“为什么”,并以此为基础,寻找更好的、更能够帮助当前众多的小农户的方法。在当前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小农户仍然是农村的主体,仍旧会大量存在,如何针对性地帮扶小农户,尤其是贫困的小农户,不论是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还是在未来的乡村振兴中,都至关重要。

叶敬忠始终坚信,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事情总是有其规律的。他很喜欢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说过的一句话:“选择做一名学者,既是选择了一种职业,同时也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

守住纯真,守住初心

2015年,叶敬忠成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履任之初,他为学院做了一个定位,他希望学院的教师和学生,能够在研究和工作中,“坚持扎根乡土、扎根乡村,紧扣农业、农村和农民重大主题,探寻国家发展和乡村变迁的道路和轨迹”。

这其实也是叶敬忠和他的同事们一直在做的。他在讲述自己的经历时曾说:1988年毕业后,大约有四五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农村。此后每年,也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在农村。在村里调研、扶贫或进行其他工作时,他们一定都是和村民同住、同吃。他觉得,做任何事情都要去亲身体悟和把握。近两年来,叶敬忠因为两次演讲而获得了很多赞誉,一次是2019年,我们在开篇时提到的《像弱者一样感受世界》,演讲的题目启发于英国发展学者罗伯特·钱伯斯的《农村发展以末为先》。像弱者一样感受世界,并不是因为自己是强者,而是对每一个人的尊重与温情。

另一次是在2020年6月,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人文与发展学院的毕业典礼只能在线上进行,但每一位守在网络另一端的毕业生,都被叶敬忠的演讲《在复杂的社会里守住纯真》所触动,同样“充满了浪漫情怀和人文思想”,也又一次很快被同行与学子广泛转发。但对叶敬忠来说,这只是他多年农村工作经验的呈现。因为数十年来,他们都是这么工作、生活的。

叶敬忠曾多次向团队成员和学生转述一位德国老人的话:“人本应该平等,但现实却并不真的平等。比如有人生在城市,有人生在农村;有人生在平原,有人生在大山深处……”叶敬忠和他的团队在无数次的调研中,都以最真诚的态度、用真心对待每一位对象,就像他们在村里时村民对待他们一样。这并不是交换,而是一种尊重,是用心的、真心的尊重。

36年前,叶敬忠离开那个他生活了17年的苏北小村,坐手扶拖拉机到沭阳县城,然后坐汽车到新沂,再坐火车到徐州,最后从徐州到北京。他似乎离开了农村,成了大学生,而后成为教师、教授、院长。他以为他跳出了“农门”,但没想到,此后的生涯,却一直都和农村相关,直到今天,他一年中也仍有数个月在农村。因为他所有的工作,都和农村直接相关。他所有的成就,都是在农民中取得的,就像他所说的一样,“像弱者一样感受世界”。叶敬忠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和命运抗争的人,尽管他改变了自己命运,也改变了许许多多贫困者的命运。

当初离开那个苏北村庄后,很长时间里,每次回老家,叶敬忠都会沿着来时的路,反方向再走一遍,从北京到徐州,再到新沂,再到沭阳县,然后坐手扶拖拉机回家。绿皮火车慢悠悠地开过清晨的苏北平原时,两边“绿油油的小麦和袅袅的炊烟”,成了叶敬忠对乡村最深刻的记忆。如今,再回苏北,路线早已改变,不必一趟趟地转车,不用耗费漫长的时间。但当初的那些记忆,那些画面,仍旧清晰如新……

本文原刊自《传记文学》2020年第12期,作者系新京报社迟乾